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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名世简介

淘名人 2019-07-08 12:41 热度:

戴名世

戴名世(1653~1713),字田有,一字褐夫,号药身,别号忧庵,晚号栲栳,晚年号称南山先生。死后,讳其姓名而称之为“宋潜虚先生”。又称夏庵先生。江南桐城(今安徽桐城)人。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己丑科赵熊诏榜进士第二人。戴名世20岁授徒养亲,27岁所作时文为天下传育,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应试,二十六年,以贡生考补正蓝旗教习,授知县,因愤于“悠悠斯世,无可与语”,不就;漫游燕、赵、齐、 鲁、越之间。 康熙五十年(1711年),左都御史赵申乔,据《南山集·致余生书》中引述南明抗清事迹,参戴名世 “倒置是非,语多狂悖”,“祈敕部严加议处,以为狂妄不敬之戒”——由是,《南山集》案发,被逮下狱。五十三年三月六日被杀于市,史称“南山案”,戴名世后归葬故里,立墓碑文曰“戴南山墓”。

基本资料

中文名:戴名世

别名:忧庵

国籍:中国

出生地:安徽桐城

出生日期:1653年

逝世日期:1713年

职业:文学家

代表作品:《四书朱子大全》

官位:翰林院编修

人物生平

戴名世,1653年三月十八日(4月16日)生,幼时家境相当贫寒,对他来说,这是一个窘困多艰的时期,也是一个发愤立志的时期。其坎坷不平的生活经历,以及由此而来的生活磨炼,不仅铸就了戴名世独特的性格特征,而且也为他日后的思想发展奠定了坚固的基础。戴名世自幼即刻苦上进,力学古文不辍。他“一日不读书,辄忽忽如有亡失;但得一书,往复观玩,可以忘寝食”(《与朱生书》)。戴名世六岁开蒙就读,十一岁熟背《四书》《五经》,被乡里长辈公认为戴氏“秀出者”(《戴母唐孺人寿序》)。由于孜孜不倦的追求,戴名世年未及弱冠即善为古文辞,二十岁起开始授徒以养亲,二十八岁以秀才入县学,不久后以拔贡生入京师,补为正蓝旗教习。

戴名世十三年的开馆执教,使其对社会对生活都有了较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在明清之际炽热的民族思想推动下,戴名世在青少年时期就日渐树立起“视治理天下为己任”的豪情壮志。

戴名世三十四岁时被督学使者李振玉荐入国子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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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成就

戴名世在文学、史学方面都有相当大的成就。从《南山集》中可看出他的散文是沿着明代唐宋派的道路在发展,有其特色。他与桐城派方苞交往甚密,论文主张对桐城派古文的发展有一定影响。他认为作文当以“精、神、气”为主,语言文字为次(《答张、伍两生书》)。他又认为文章之所以能传神,关键在于“义理”,而“语气”则是从属之物(《有明历朝小题文选序》)。他提倡文章要平易自然而言之有物,反对藻饰剽窃,认为“自然之文”才是文章的最高标准,而文章只有讲究“精”与“神”才能达到“自然”的境界。同时,他又指出自然之文也必须“道、法、辞”三者均备,即思想内容、结构法则与语言应当完美结合,三者缺一不可(《与刘言洁书》、《己卯行书小题序》等)。所有这些主张都为桐城派的形成奠定了相当的理论基础。

戴名世文章以史论、史传、游记、序跋为主。他对史学很感兴趣,时常倾慕司马迁、欧阳修独自修撰《史记》、《五代史》。他每读《史记》,联想今世,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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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记载

戴名世,字田有,桐城人。生而才辨隽逸,课徒自给。以制举业发名廪生,考得贡,补正蓝旗教习。授知县,弃去。自是往来燕、赵、齐、鲁、河、洛、吴、越之间,卖文为活。喜读太史公书,考求前代奇节玮行。时时著文以自抒湮郁,气逸发不可控御。诸公贵人畏其口,尤忌嫉之。尝遇方苞京师,言曰:“吾非役役求有得於时也,吾胸中有书数百卷,其出也,自忖将有异於人人。然非屏居深山,足衣食,使身无所累,未能诱而出之也。”因太息别去。康熙四十八年,年五十七,始中式会试第一,殿试一甲二名及第,授编修。又二年而《南山集》祸作。

先是门人尤云鹗刻名世所著《南山集》,集中有《与余生书》,称明季三王年号,又引及方孝标《滇黔纪闻》。当是时,文字禁网严,都御史赵申乔奏劾《南山集》语悖逆,遂逮下狱。孝标已前卒,而苞与之同宗,又序《南山集》,坐是方氏族人及凡挂名集中者皆获罪,系狱两载。九卿覆奏,名世、云鹗俱论死。亲族当连坐,圣祖矜全之。又以大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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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资料

《南山集》案

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十月,左都御史赵申乔以“狂妄不谨”的罪名弹劾戴名世,谓其“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逞一时之私见,为不经之乱道,……今名世身膺异教,叨列巍科,犹不追悔前非,焚书削板;似此狂诞之徒,岂容滥侧清华?臣与名世,素无嫌怨,但法纪所关,何敢徇隐不言?……”

康熙皇帝命刑部审核此事。刑部官员从《南山集》的《与余生书》中找到了“罪证”。《与余生书》是戴名世写给他的一个门人余湛的。余湛曾偶然同僧人犁支交谈,说及南明桂王之事。犁支本是南明桂王宫中宦者,桂王被吴三桂所杀后,他遂削发为僧,皈依佛教。犁支是亲自经历过南明朝之人,他所述之事应当比较可靠。戴名世得知此消息后,忙赶至余生处,但犁支已离去,二人未能晤面。戴名世于是嘱咐余生把所听到的情况写给他,并与方孝标所著《滇黔纪闻》加以对照,考其异同,发现了一些可疑之处。于是戴名世又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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