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年简介
基本资料
中文名：刘大年
国籍：中国
出生地：湖南华容
出生日期：1915年
逝世日期：1999年
职业：历史学家
毕业院校：长沙湖南国学专修学校
代表作品：《美国侵华简史》《台湾历史概述》等
人物生平
刘大年于1915年8月出生于湖南华容县一个中小地主家庭。抗日战争前家境已经衰落。六岁入小学，大部分时间念私塾。
1936年肄业于长沙湖南国学专修学校。
1938年受到徐特立、王凌波指点，8月到达陕北，进了陕北抗日军政大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毕业。
1939年起，他先后任冀西专区行政干部学校教导主任，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冀南行署宣传科长、教育科长，冀南抗战学院、政治学校教员，北方大学工学院副主任，北方大学、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副主任。
1947年着手研究中美关系史。
1950年5月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担任研究员，兼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副局长，并为科学院党组成员。1954年以后，任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那时候，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年事已高，经领导机关同意，专心于中国通史的写作，由刘大年主持所务。“文化大革命”中被作为走资派批判，下放
人物轶事
从小学至湖南国学专修学校肄业，刘大年大半受的是旧式传统教育。他把所谓“国学”看作根本学问，一意追求，很少接触社会政治现实。到陕北以后，读到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原著是《共产党宣言》。虽然似懂非懂，却在自己头脑里打开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天地。从此，只要是新书，不管是政治经济学的、哲学的、外国历史的，都如饥似渴地去读。从湖南到陕北的途中，他还提醒自己：“国学”是我们祖宗立国的根本，不可忘记。读过那些有限的新书以后，仿佛大梦初醒。盲目崇拜孔学的观念，不知不觉烟消云散了。他从此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和献身革命的人生道路。那条道路，最现实的就是到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前线去，从事民族解放的斗争，经受锻炼和考验。这是那时许多有觉悟的青年知识分子共同走过的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各方面事业的干材，很多是这一代经受过抗日战争烽火洗礼的青年。
在抗日根据地里，他一直从事宣传教育工作，需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同时
著述目录
一、自撰
《美国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51年初版、1954年再版
《台湾历史概述》（与丁名楠、余绳武合著）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初版、1962年再版，香港三联书店1978年版
《中国近代史诸问题》人民出版社,1965年初版，1978年再版时改名《中国近代史问题》
《赤门谈史录—论辛亥革命的性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抗日战争时代》,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二、主撰
《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62年、1964年版
《中国近代史稿》，人民出版社，1978年
《中国近代史稿》，人民出版社，1984年
三、主编
《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孙中山书信手迹选》，文物出版社1986年
《中日学者对谈录—卢沟桥事变50周年中日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出版社1990年
《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北京出版社1995年初版、1997年
学术贡献
抗战胜利后，刘大年弃戎从学，开始从事学术工作。
刘大年着重于中国近代史和历史学理论问题研究。他将1840～1919年近代中国80年的历史划分为鸦片战争至太平天国起义失败、1864年至戊戌变法与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及1901年至五四运动爆发的3个不同时期。认为研究中国近代、现代史的重要意义在于认识历史如何规定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前途。
刘大年写的头一本书是《美国侵华简史》。1947年，他生病离开工作修养，开始收集中美关系史资料。1949年8月，《美国侵华简史》由华北大学出版，同时在《人民日报》上连载。不久经过修改、补充，于1951、1954年，以《美国侵华史》为书名，由人民出版社出。苏联、朝鲜、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相继出版译本。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第21卷（中国卷）历史部分刊有记录。
1953年秋天，中共中央设立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中宣部提名委员会由陈伯达、郭沫若、范文澜、吴玉章、胡绳、杜国庠、吕振
人物评价
《刘大年著作目录》里有两篇文章，一篇题为《驳一个荒谬的建议——批判荣孟源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观点》，另一篇题为《吴晗的反革命面目》。刘大年之所以写出这两篇“恶文”，其根本原因，却在于当时的大环境。是应时应景的“遵命文学”。
这样两篇应时的“遵命文学”，事过境迁，大环境改变了，被批判者昭雪了、平反了。照道理说，大年同志在编辑自己的《著作目录》时不收也可以，至少，不会有人提出异议，但是，刘大年还是收了，特别是在有人“抗议”之后，还是收了，并且为此专门指示编选者：“作者认为观点是错误的，但篇目仍应保留，以符合实事求是。”
人一辈子做的许多事情中，可能既有好事，也有坏事。刘大年敢于正视自己的历史，不文过，不遮丑，不隐恶，坚持将自己写过的两篇“恶文”编入自己的《著作目录》，体现出一个历史学家忠于历史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