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纯声简介

20世纪30年代，他曾调查赫哲族、湘西苗族、浙江畲族和云南彝族，均有专著问世。40年代，转而注意新疆民族问题和边政建设问题。移居台湾后，多次调查台湾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进而探讨中国古代文化与环太平洋地区土著文化的传播关系。

著有《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中国边政制度》、《边疆文化论集》、《中泰文化论集》、《台湾与东亚及西南太平洋的石棚文化》、《中国远古与太平印度两洋的帆筏戈船方舟和楼船的研究》、《中国与海洋洲的龟祭文化》、《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等。

凌纯声，江苏省武进县（今常州）人。一九0一年出生于原籍，一九二三年毕业于东南大学（中央大学），随即到法国巴黎大学深造，师从Mauss。回国后，恰好中央研究院成立不久，院长蔡元培先生热心于提倡民族学的研究，在社会科学研究所中成立民族学组，并自任主任。凌先生受欧陆系统的民族学训练，又有PaulRivet等名教授的推荐，蔡先生便邀请他来民族组担任研究员。

当时中央研究院的学术风气是极力提倡实地搜集科学资料，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创刊号（1928:8）提到：「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明显了」。凌先生在蔡元培先生和社科所陶孟和先生的鼓励之下，到东北进行赫哲族的调查，而这一次调查被认为是中国第一次正式的科学民族田野调查，李亦园（1998）先生认为这一次的调查行动「开创了中研院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实地调查研究的传统」，而《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是第一本「科学」的民族志，凌先生是中

因此在信仰存在着一个「纯粹客观史学」的前提之下，凌先生以及当时的历史学派都以研究者所认定的「客观标准」来确立民族，而与被研究者的主观看法毫无关系，这使得在八零年代以前，台湾的中国少数民族研究在此「客观科学观」的限制之下，几乎没有任何改变的余地（ibid2003:206）。但吊诡的是，这些研究虽然都有「科学研究」之实，但却都脱离不了国族╱国家主义的意识型态下异己与已关系之观念的影响（何翠萍1999）。但黄应贵先生也强调凌先生的研究仍有后辈所不及的优点，他充分利用已有的历史文献资料，这是许多人类学家从事中国研究所忽略的，而凌先生早在1934年便作得非常杰出（ibid2003:12）。对于凌纯声先生而言，在了解赫哲文化之前，就必先搜集古代东北民族与赫哲族的资料详加考证，先弄清楚他们的源流以及相互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1934:序言）。

凌先生来台之后，主要的研究兴趣转到环太平洋文化上。他用了很多文化特

如果要更了解凌纯声先生的治学方法与研究取向的细节以及民族主义的情怀，大概还可以从凌先生与芮逸夫先生的比较中看得更清楚。这两位学者的年纪相差不多，凌先生出生于一九0一年，芮先生长他三岁；两人的求学过程不同，凌先生自东南大学毕业之后，即到法国巴黎大学深造，师从法国著名人类学家莫斯（MarcelMauss）与PaulRivet等人。公元1929年获得博士学位返国，芮先生求学过程坎坷，曾在东南大学就读，但在毕业之前大学就解散了，后来任职于清大图书馆，与赵元任先生学习语言学（李亦园1998:740-743）。李亦园先生说：芮先生是一位苦学自学成功的学者，而凌先生则是一位早年得意自国外学成返国的学人，两人的性格与经历自然有很大的差距，而在做学问的态度与视野上他们两人之间更有很大的不同（李亦园1998:741）。

治学方面，两人最大的不同在于芮先生治学「谨慎精细」，颇受美国人类学影响，而与欧陆文化史派的观点

凌先生认为在那几年来的边疆研究中可以得出一个已知事实：中华民族志是由国族与边疆各族血统的混合，不断创造新生命而成的，也就是所谓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他认为「科学」已经证明，昔日被视为是无稽之谈的夷汉同源说是事实：夷汉是同宗异族的兄弟（凌纯声1942:62）。而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在人口、文化、空间上皆是举世无匹的民族，它的形成，并不是只是汉族的独自发展而已，实在是由边疆各族的涵化加入，才能有今天的大观。他说：今天中国边疆的重要，不仅边地资源为国家生命线，而边疆民族尤为国族的生命线。且边民乃我同宗兄弟，至今流落在化外者，亟应加以教养，使其能得归宗入族，早日实践国父的国内民族一律平等之遗教（凌纯声1942:62）。而对于边疆文化的复杂现象，他从「科学」的角度，认为复杂的背后其实同出一源。他说：西南部族的名号殊多，语言文化也不一样，但是都是同属于汉藏一系的文化。但根据现有的材料，从时空两方面去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