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曾佑简介

光绪十六年(1890年)进士。曾官礼部主事、泗州知州，充两江总督文案。入民国，一度退居，后曾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北平图书馆馆长。早年，曾与梁启超、谭嗣同交往密切，在一起研讨“新学”，参加改良派维新活动。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和汪康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宣传“变法图存”。年底，又与严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积极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文化和政治思想，鼓吹变法维新，对戊戌变法起了推动作用。变法失败后，《国闻报》被迫停刊，思想消沉，在政治上靠近洋务派。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底，出任安徽祁门知县，任期满后寓居上海。不久，被任直隶知州。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因母丧未就任，居上海。在此期间，从事中国古代史的研究。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清政府“预备立宪”，指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夏为随员之一。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赴日考察回国后，任泗州知州、两江总督署文案，曾撰文

他用进化论观点研究中国古代史，所著的《中国历史教科书》颇有影响。胡适读过该书之后，“深佩夏先生之功力见地”（胡适日记1930年8月14日）。鲁迅评价说：“我们不必看他另外的论文，只要看他所编的两本《中国历史教科书》，就知道他看中国人有怎样地清楚”。（《谈所谓“大内档案”》，收于《而已集》）。今人评价为“20世纪新式中国通史的第一部成名作”（《中国通史编纂百年回顾》作者：王家范）。

与当时的许多人一样，夏曾佑比较早地接受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天演论观点。较早地形成了历史进化论思想，并努力将这种理念运用到历史研究当中去。他之所以形成这种思想，自然与严复的影响分不开。

在天津与严复相识后，夏曾佑曾发愿要把《天演论》“尽通其义，然后追想成书”，但终未如愿。直到晚年，他还赞扬严复“一旦出数卷，万怪始大呈”，对严氏翻译天演论赞不绝口。所以，在教科书开篇，他便提到达尔文的《种源论》，认为该说虽“本于考察当世之生物与地层之化石”，但“条分缕析，观其会通，而得物与物相嬗之故。”认为这种学说可以破除古代的神造史观。在《神农氏》一节中，他明确指出，凡文明之国，其进化历程必由渔猎社会而游牧、而耕稼，只是为时有迟速而已。在《三国末社会之变迁》一节中，又明确肯定优胜劣败之理是世界公例。在分析具体历史问题(如游侠绝灭的原因)时，他也总是试图说明“其中有天演之理存焉”。而且，他还进一步认为，不能依

夏曾佑是“诗界革命”的倡导者之一。光绪二十二至二十三年（1896～1897）间，他写过一些“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饮冰室诗话》）的“新诗”，杂用佛、孔、耶三教经典语和科学名词，尝试以旧体诗的形式表现“新学”的内容，虽然幼稚，却是一种探索的努力。其诗今存200余首。早年作品表现了对时局艰危的哀伤与忧虑，如《浩吾襄孙饯别海上酒楼》其十四、《哭谭复生》和《出都和青来》其二等，后者说：“八百余年王会地，垂杨无语为谁春？”此后所作大都渗透着往事如梦、前途茫然的消极情绪，反映了一个时代落伍者的心境，如《己亥除夕》其二、《箱根重晤任公》、《上海赠麦孺博》等。曾佑写诗不规唐模宋，能真实地抒写自己的思想感情。

夏曾佑的诗，除散见于当时报刊外。有《夏别士先生诗稿》（传抄本），原为夏氏外甥朱义康录其遗诗所成，共100余题、200余首。《饮冰室诗话》引述的夏曾佑诸诗，与《诗稿》所收文字略有出入。梁启超所举七绝“冰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