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道泉简介

于道泉（1901～1992.4.21）字伯源，临淄区齐都镇葛家庄人，是著名教育家于明信先生的长子。藏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从小受其父的熏陶和影响，养成了凛然正气和笃学的精神，季羡林曾评论他：“是一个有天才的人，学富五车，满腹经纶，淡泊名利”；据《民族学院院报·语言奇才于道泉》说他：“掌握了十三种语言，有藏、蒙、满、英、法、德、日、俄、西班牙、土耳其、世界语等”。

1920年入齐鲁大学，主攻数学、社会学和欧美史。后到国立北平大学，任梵文教授钢和泰男爵的课堂翻译，并从其学习梵文、藏文、蒙文。1927年入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年赴法国巴黎大学现代东方语言学院学习土耳其语、藏文文法、蒙文文法和民俗学。1938年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讲授汉语、藏语和蒙语。将100多首藏族民歌译成德文。1949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文学院藏文教授，后随专业一起并入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从事藏学人才的培养。著有《第六世

于道泉于1917年至1920年就读于山东省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以优异成绩毕业，打下了坚实的理科基础，同年考入山东齐鲁大学，先读化学系，兼修数学，后转社会学，专修西洋史和社会学，于1924年毕业。就在这一年，于道泉通过考试和选拔取得了公费留美的资格。在家人亲友咸来祝贺时，印度诗圣、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去印度学习梵文和佛学，但因当时国内政治原因未能成行。此时，胡适之请俄国东方语文学博士钢和泰在北京大学教梵文和印度古宗教史，泰戈尔遂将于道泉推荐给钢和泰，于道泉就在北京大学担任了钢的随堂英语翻译，同时跟钢学习梵文和藏文。也就在这一时期，于道泉接受了陈独秀、李大钊新思想的影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并积极地向弟妹们灌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鼓励他们走了革命道路。

1926年去了北海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的前身）担任满、蒙、藏文书的采访和编目工作，并多次用这三种文字发表专著和校

1946年8月3日，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先生致函伦敦大学，欢迎于道泉先生回国，到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担任蒙、藏文教授。胡适先生诚恳的态度，促使于道泉先生下了归国服务的决心。

但是，在欢庆抗日战争胜利的爆竹声中，内战全面爆发了，此时此刻，于道泉犹豫了，他回到哪里去?去国民党统治区吗？不行!根据在海外获得的信息和自己的信念他坚信：共产党一定会在这一场战争中取得彻底胜利。因而，他只能继续逗留在英国。他把希望全部寄托在人民一边，寄托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一边。

1948年年底，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特别是北平的和平解放，极大地鼓舞了他，于道泉马上决定从欧洲动身返国。他以极为兴奋的心情，怀着美好的期望，踏上了归途。时间是1949年4月。

解放了的北平，仍旧是黄甍绿瓦、白塔红墙，依旧是碧树环绕、流水淙淙。所不同的是，从事着各行各业的人们，都有着一种欣欣向荣的新面貌。在极短的休息之后，于道泉迫不及待地与当时担任东方语文系主任的季羡林先生见面、磋商，确定在东方语文系开设藏语专业，季羡林先生推请于道泉先生担任组长。组内还有王森、金鹏、韩镜清几位同事，并立即开始招生。

第一期虽然只有两名学生，却使藏学这一专业在高等学府内正式立足，开始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也就在同一时间，解放后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以非常实际的形式欢迎于道泉先生——非常受尊重的资深的图书馆研究馆员，让他担任特藏部主任。出国前于道泉曾在馆内负责收集兄弟民族语文图书，卓有成效，又在馆刊上多次发表研究成果，并充分利用王云五氏发明的“四角号码检字法”编辑满文书目。为了便利读者检索，于先生还准备把《西域同文志》等书编成四角号码索引。图书馆界、目录学界对于先生的辛勤劳动是有口皆碑的。此后(

担任新闻出版总署第一任署长的胡乔木同志听说了于道泉先生的轶闻故事，也知道他通晓多种语言，而且是欧洲留学多年的专家。于是把筹办藏语广播这一重要工作交给了他，请他协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设立藏语翻译和播音小组。对于于先生来说，这一项工作“正合吾心也！”。

经过努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聘请了于道泉先生，以及由他推荐的李永年先生、李春先先生（曲吉洛卓，拉萨藏族旅京人士）和图丹尼玛喇嘛等人作为藏语广播组第一批成员，1950年4月10日开始工作，做好各项准备，5月22日晚上正式播音。这件事是于道泉回国以后第一件最为开心的事。张小平同志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语文部的负责人深情地记录了这一段历史。

于道泉先生在工作中能充分调动藏族知识分子的能动性，与几位老朋友合作，共同为西藏的事业而努力。就在那时还出版了(内部发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藏语广播稿》的藏文版。许多新词术语每天在广播中会碰见，并要求用藏语播出去，于先生为

建国后一派兴旺发达景象，着实让于道泉一辈归国知识分子十分感动。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放弃在海外的舒适生活、工作条件，奔回故土，极愿以自己的知识、才能，建设祖国，报效祖国。时机来了！正当于道泉在北京大学藏语专业忙于教学，同时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筹建藏语组，并开始播音之时，经过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60次政务会议通过的《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和《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在《人民日报》正式公布了。一下子成为关心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人士和北京几所高等学校中从事边疆研究人员的热门话题。

紧跟着就以高效率的延安作风开始了这所新型学校的筹备工作。当时解放大军正向西南挺进，川康各地军事行动十分迅速。负责筹备中央民族学院工作的刘春——一位资深的从事民族工作的老革命，与费孝通教授合作共事，邀请了季羡林和于道泉共同商量，如何能尽早、尽快地培养一批藏语人才以适应紧迫的需要。经季、于两位教授建议，从国内若干高校文科中抽调一些

学习一种语言，要把语音、词汇和语法初学阶段的难点分散开，难点不能太集中，否则会顾此失彼，进展不快。所以，他为藏语（拉萨方言）设计了一套拉丁拼音的系统。拉丁系统的英文字母大家都会，不用花工夫就会拼会读。他用这套拉丁拼音编写了人们带有生活情趣的藏语教材，由浅入深，包括会话、民间故事和生活小品。在短期内就可以掌握着若干常用口语。然后，再开始学习藏文。因为在口耳之间已经熟悉了的许多藏语，再去认藏文，非常容易记，容易读。我们管这一步叫做“转轨”。效果好，速度快。

藏语的几大方言之间差异颇大，学习口语就应选定某一方言学深学透，然后再学习其他方言。他认为，拉萨话也就是卫藏方言，代表了藏语发展的方向。学好这一方言就可以跟其他方言区的人通话，因为西藏三大寺内有各方言区来的僧人、各地来的香客、商人都是自然的推广拉萨话的人。所以，把拉萨话当做一种标准音来学、来分析，最后对推广藏语普通话能有所帮助。后来，基于这一认识

编写藏文字典是他长期以来萦绕心头的另一个夙愿，远在30年代初，他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期间，就向所领导提出过编写藏汉佛学大辞典的建议。在所内无法将其意见列为项目的情况下，就自己在业余时间干，而且动员了志趣相投的朋友李永年参加。先动手把《翻译名义大集》的词条逐条抄出，又把藏文部分还原出来，每天下班后，在斗室之中孜孜不息，居然抄了近万条卡片。正在准备补充若干词条，纠正原有词条中的编纂工作全速进行之时，出国赴法的行期已定，掂量前后，只好把这一工作暂停下来，留待回来以后再说。

谁知一去16载，漂泊异乡，但编纂藏文字典一事始终萦绕心头。这次回国以后，在北大东语系刚一开始工作，就把那一批卡片取回来，李永年先生很高兴地又参加到这一行列中来。1951年6月中央民族学院成立，而少数民族语文系的藏语专业又率先建立后，于道泉先生担任了教研组组长。他在组内立即建立了字典编写小组，由于教学和翻译等实际工作的需要

“文革”中于老先生在劫难逃，他成为第一批住进“牛棚”的“座上客”，白天先生在一座楼前浇灌花木，晚上到“牛棚”受训。记得一次对他的批判会，全系教师及部分学生共200多人。主持会议的党总支副书记先作了简短发言，要全系师生批判相信有灵魂的迷信思想，帮助于道泉先生。发言者一个接一个踊跃举手，慷慨陈词，有的声色俱厉，有的甚为惋惜其落后，有的十分鄙夷其陈腐，有的引经据典指陈其谬误，总之五花八门，不一而足，闹腾了3个小时。而我们的于老先生却端坐在一根柱子后面，一手抚摸下巴，一手一根一根地拔自己的络腮胡子，全神贯注，神情肃穆，已进入了沉思状态。主持人叫道：“于先生！于先生！”他完全没听见。主持人急了，提高八度厉声喝叫：“于道泉！”他这才惊醒，茫然地问：“什么事？”主持人说：“刚才大家帮助你3个钟头了，你也表个态，说几句嘛！”于老先生颇感惊讶：“什么？帮助我？3个钟头了？对不起，我一句也没听见！”引得哄堂大笑

于道泉（1901—1992）山东临淄县人。蜚声海内外的藏学家、教育家、语言学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一生热爱祖国，热爱科学，治学严谨，富于探索精神，是国内外公认的我国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和推动藏学事业的奠基人，被誉为藏学泰斗。通晓汉、藏、蒙、英、法、梵、德、俄、日、土耳其等10多种语言。早年学习过世界语，热心世界语事业，曾编辑过《世汉词典》，并与陈兆瑛合译《国际语问题及其解决》一书。建国后多次参加世界语活动，曾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名誉理事。

第六代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五，1930年。

达赖喇嘛于根敦珠巴以前之转生，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四卷，1930年。

乾隆御译衍教经，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五卷，1931年。

译注明成祖遣使召宗喀巴纪事及宗喀巴覆成祖书，《庆祝蔡元培先生65岁论文集》，1935年。

藏汉对照拉萨口语词典，民族出版社，1983年。

美国地理入门，1923年前后出版。

仓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资料汇编）序言，1981年。

藏文数码代字，《民族语文》1982年第3期。

空山灵雨（许地山原作，译为世界语），《绿光》1922年。

妒花歌（译为世界语），日本东京《世界语》杂志，194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