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庸简介

冯庸（1901年－1981年）是奉系军阀冯德麟长子。张作霖与冯德麟为至交，冯庸与张学良同年（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出生，两人曾结拜兄弟，并同取字“汉卿”。

1920年，他从北京陆军讲武堂毕业后，在东北军任职。历任东北航空处上尉参谋、少校参谋、中校参谋处长，少将航空司令、装甲部队司令等职。

1933年，冯庸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七路总指挥，参加长城抗战。后他又历任第三战区昆山戒严司令、武汉卫戍区中将军法执行监、军官训练团中将处长、第九战区中将处长等职。

抗战胜利后，冯庸以接收员的身份由重庆回沈阳，任东北行辕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

1948年沈阳解放前夕，冯庸携眷去台湾。

1981年，冯庸病故于台北，享年81岁。

冯庸毕业于北京中央陆军第二讲武堂，被张学良任命为东北空军司令。1949年，他随国民党迁至台湾，并仍担任空军要职。不久，因为台湾空军误击美国外交官私人飞机一事，他受牵连退伍，改任台湾电力公司顾问一直到他1981年去世为止。

一般来说，冯庸及其父亲虽部分人视为军阀。不过，冯庸自费创办的冯庸大学，不但为中国第一所西式大学，且完全免费，他这义举也因此颇为东北人所景仰。

冯庸大学为中华民国第一所西式大学，也是中华民国第一所拥有军用教学飞机及机场的大学。分设工学院、法学院、教育学院。

1927年8月8日，冯庸大学成立，时年26岁的冯庸担任校长兼训练总监，其校址位于铁西汪家河子村，即现在的铁西区滑翔小区一带。冯庸大学是一所私立公益性大学，主体建筑为忠楼、仁楼、中庸楼，三座楼用廊道连接，分设大学部、中学部、相当于初中的小学部。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该校扩充为工学院、法学院、教育学院，学生总数达700余人。当时，冯庸大学是东北少有的几所高等学府之一，他办学义举名扬于东北三省，成为显赫一时的传奇人物。据冯庸外甥张文琦老人介绍说，冯庸的办学宗旨是“造成新中国的青年”，即培养具有新思想、传统的卫国与建国能力新青年。冯庸教育思想

冯庸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为做大事而散尽家财的奇人”。他坚信发展工业可以救国，而发展工业基础在于教育，“教育救国”成为冯庸的理想，为此他变卖家产，创办冯庸大学，其不但为东北地区第一所私立大学，也是中国第一所西式大学。

由于家庭出身和社会影响所致，冯庸很早就从戎，历升官阶，但他志不在此。他与社会民众颇多接触，深感民众生活艰苦。当直奉爆发第一次战争时，身在其中的冯庸对内战殃民有深深的痛惜之心。

冯庸曾这样剖析自己的心态：“我个人19岁的时候就出去做事，在军队里服务，彼时抱着一种直线的思想，打算做一个爱国的军人，把从前军阀官僚的恶习气，统统打倒。不过到了民国十一年（1922年）战争的时候，我受了一个很大的打击，就是有许多生死相依的青年同学，都因为战争而牺牲了，他们的壮志不但没有做到半点，而且早早就把性命丧掉，实在可惜之至。我因为受了这种重大的打击，知道战争的确是残酷的，也实在是以乱亡国家的，所以我就改了

冯庸的原配夫人名叫江锦涛，是晚清时期官拜九门提督、北洋时期曾短暂担任过国务院代总理的江朝宗之女。两家可谓门当户对，可惜这段婚姻只维持了十几年，最后以离婚收场。

此后冯庸再婚，而江锦涛则一直独自带着两个女儿生活。谈起自己的外祖母时，吕允端说，她称呼自己的名字一直是“冯江锦涛”。

冯庸与江锦涛两个人的婚姻，发生在张勋复辟的大时代背景下。1917年，张勋致电张作霖和冯德麟两人进京参与复辟，张作霖犹豫不决，而冯德麟此时正需要一个机会让自己能够获得更大的政治空间，于是冯德麟率军进了北京。然而，张勋复辟草草收场，冯德麟也因为支持张勋而被段祺瑞送进了监狱。正当此时，江朝宗出面保住了冯德麟，并把他接到自己家里，冯德麟觉得没有颜面回东北，也就顺水推舟在江家常住下来。

1918年，冯庸和江锦涛结婚，婚后江锦涛随冯庸在东北生活。冯庸和江锦涛生了两个女儿，吕允端的母亲冯宝琳是冯江两人的二女儿。

冯庸的第二任妻子龙文彬

龙文彬

1931年年底，冯庸会同当时东北知名进步人士王化一、卢广绩、阎宝航等人同赴南京，向蒋介石请愿抗日。1932年“一·二八”上海淞沪抗战打响，流亡中的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由冯庸率领到上海参加阵地宣传和救护工作。1933年初，日军进攻热河省，冯庸又带领学生赴承德参加抗日。

1933年9月，冯庸决定将学校并入东北大学，冯庸和许多爱国师生继续参加抗日活动。

冯庸早年曾任东北空军司令及铁甲车司令。西安事变前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中将研究委员。他到西安向张学良要求带兵，当一名师长。但张仅许诺他当个旅长。期间，张将自己的苦闷和对蒋介石的不满向冯倾诉。冯想利用自己与陈诚的交情，把张的处境和苦衷反映给蒋，以疏通蒋张关系。但这些经陈诚转达给蒋时，却变成了对张的揭发和控告，使蒋后来觉得冯忠诚可靠。因此，在事变后他仍得到重用。

抗战期间，他先后任昆山、长兴、襄樊等地警备司令、戒严司令，战区军法执行监等职。

1949年后，他先后担任过台北市长、国有资产局局长、高雄港口司令等要职。

1981年2月15日于台北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