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海果简介

林希翎（1935年-2009年，原名程海果，1935年出生，浙江温岭人。1949年考入温岭中学高中部。后转业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曾被当时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同志誉为“最勇敢最有才华的女青年”。可是林希翎却“不守本分”，从当时文坛几个“热点人物”林默涵、李希凡和蓝翎三人姓名中各取一字，合成“林希翎”三字，为笔名，发表了一系列文学论文，引起争论并受到批评，她不服，进行反驳。

由于她“顽固抗拒”，被定成“极右分子"，文革时期又被作为“反革命”逮捕判刑入狱。其本人从此在社会生活和新闻媒介中完全消失。

在旅居法国期间由于反对科索沃战争而她又站了出来，参加反战运动，发表了许多激烈的言论，和法国当局对抗——她恐怕与任何当权者都是无法合作的，这是一个永远的反对派。

父亲程逸品，原是东北流亡学生，母亲林静枝，浙江温岭人，15岁随兄长到上海闯荡，在抗日救亡活动中结识程逸品并结婚。抗战爆发后，林希翎随父母移居温岭外婆家，父亲在税务局任职，1948年弃家出走，她随母留居温岭。1949年考入温岭中学高中部，同年秋参军，在解放军第二十五军曾任师文工队员。1953年由部队保送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

她于1955年写就《试论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和创作》一文，投寄《文艺报》。文中不仅批评胡风的文艺观点，还涉及当时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以及因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备受毛泽东青睐而名噪一时的李希凡、蓝翎等人的学术观点。《文艺报》编者征得林默涵同意，准备发表，同时转达林默涵的意见，建议删除其中涉及他们三人的部分内容。程海果对此虽无异议，却当即决定从林默涵、李希凡、蓝翎三人的姓名或笔名中各取一字，即以“林希翎”作为自己的笔名。显而易见，其目的是给本文刻下一个印记，意在

据1959年8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59）中刑反字第451号》，“反革命分子”林希翎罪名，据此，林希翎被判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1979年7月，《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对林希翎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如是说：1957年5月23日至6月13日，林借帮助党整风之机，先后去北大和在人大作了6次演讲、答辩，公开煽动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社会制度。

1980年5月13日，就林希翎呈交的申诉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通知》说：“经该院复查认为，原判认定的主要事实、定性及适用法律正确，决定驳回申诉，仍维持原判。希望你认罪悔改，彻底转变反革命立场，投身祖国的‘四化’建设。”这样，林希翎作为“不予改正”的“终生右派”之一，在活化石般证明着当年“反右运动的必要性与正确性”。

林希翎一再公然拒绝认罪。这种顽固态度既出于一种自信，也由于她感到自己不是孤立的，赞同和支持她的不仅有同辈，还有革命老前辈和党内领导人—

林希翎曾被当时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同志誉为“最勇敢最有才华的女青年”，一度被誉为“勇敢的化身”、“带刺的玫瑰”。随之而来的反右运动中，她遭到全面批判，成了“学生大右派”、“反党急先锋”和“戴着天使面具的魔鬼”等等。

由于她“顽固抗拒”，被定成“极右分子”，列为所谓“六大右派”之一，开除学籍，留校监督劳动改造，时身体孱弱，有严重的气喘病。

1984年，当林希翎获准合家定居香港时，西方世界为之一震，海外侨胞也认为这是邓小平领导的党中央的一种崭新的政治风气，一种出于自信的表现。仿佛是一件稀世古董的“出口”，在西方掀起了一股“林希翎热”，法国、美国都争相向她伸出了手，台湾也向她发出了邀请。她与丈夫离了婚，便带着两个孩子到了法国，进了法国社会科学院高等研究院，任法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顾问。

1985年在台湾，她立刻投入到台湾争取民主运动中去，并且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后来林希翎临时去香港，国民党当局遂借机禁止她再入台湾，林希翎终于成为两岸都“不受欢迎”的人物。据林希翎说，她到了台湾以后，曾有多少人来开导说，海外有很多学人在两边跑，两边讨好，两边都当贵宾，他们来去自由。

台湾民进党执政，林希翎当年曾支持过他们反对国民党独裁的斗争，因此被邀参加陈水扁的总统就职典礼，她还是实话直说，公开发表演说，反对“台独”，又与新任台湾当局不欢而散。

1985年来到台湾探望离别许多年的父亲。人们以为她会对台湾大加赞扬，却不料她一开口劈头就拒绝了台湾当局强加给她的“反共义士”的头衔，断然表示“如果要我发表反共声明为条件的话，我宁愿回大陆去坐牢”，并以她所特有的坦率，直言对台湾的不满：“台湾的生活比大陆高，许多地方的毛病则差不多”，“在这里听你们唱一个调子：‘反攻大陆’等等反共八股，实在让我讨厌死了！这里的新闻封锁，也把我脑袋都憋死了！”

如她自己所说，“我在台湾的这次‘民主假期’中的大鸣大放，之所以会在台湾同胞心中激起如此热烈的反响和这样的奔走相告，就正如我在1957年在大陆的大鸣大放中的情形完全一样，并不是在于我有什么新发现和新创举，而完全在于我讲那些别人不敢讲的真话。在大陆和台湾的国共政治生活中，我始终还是扮演了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那个三岁小孩的角色”。

有人就说：‘林希翎，你怎么弄得两边不讨好，那么笨’”；林希翎的回答是：“我本来就

1956年因中国青年报发表《灵魂深处长着脓疮》、《一个青年公民的控诉书》

1956年写批评苏联《共产党人》杂志论文

1983年5月，林希翎愤而上书——《我的大声疾呼——致中央党政领导的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