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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镜元简介

淘名人 2020-12-29 15:58 热度:

戴镜元

戴镜元(1919—2008),男,福建省永定县岐岭乡竹联村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技侦情报工作创始人之一、技侦情报战线杰出的领导者。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三部部长,副大军区职离休干部。192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永定农民暴动,1929年5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年仅十岁。先后任乡儿童团团长、区儿童团团长、共青团金丰区委书记。

基本资料

中文名:戴镜元

国籍:中国

出生地:福建永定

出生日期:1919

逝世日期:2008.4.3

职业:原总参谋部三部部长

信仰:共产主义

主要成就:解放军技侦情报战线杰出的领导者

代表作品:《长征回忆》,《从洛川会谈到延安会谈》等

人物简介

戴镜元(1919—2008.4.3),福建永定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共青团永定县委书记、中央军委二局研究员。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和长征。后任中央军委二局股长、处长、副局长。1939年出色地完成了侦察任务,获毛泽东题词嘉勉。1948年任中央军委二局局长兼政委。在辽沈、淮海、平津等战役中,所部受中央军委传令嘉奖。建国后,历任中央军委技术部部长、中共中央机要局副局长、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书记兼区长、总参谋部三部部长。是中共七大、十一大代表、十二大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

加入共产党

1929年5月转为中共党员,任共青团永定县委书记。民国20年12月调任共青团龙岩县委书记,翌年春调任共青团连城县委书记。民国22年春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10月参加长征,任中央军委某局党支部书记。民国25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随李克农(中共代表团团长)、钱之光一起到洛川与张学良、王以哲进行会谈。同年4月随周恩来、李克农在延安与张学良再次举行会谈,仍负责机要工作。两次会谈,为后来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

抗战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央军委某局科长、处长、第一副局长、代局长,某局党总支书记。民国34年春,出席中共七大。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某局局长兼政委、某局党委书记。民国38年4月出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团中央委员,同年9月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军委某部副部长、中央军委某部部长、中共中央机要局副局长、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某部部长、中共总参三部委员会书记。当选为中共十一大、十二大代表。著有《长征回忆》《从洛川会谈到延安会谈》《深切怀念敬爱的良师挚友克农同志》等回忆录。

逝世

总参谋部某部原部长、副大军区职离休干部戴镜元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8年4月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王刚、刘淇等分别以不同方式对戴镜元同志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对其亲属表示慰问。

戴镜元同志遗体告别仪式,于2008年6月18日上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东礼堂举行,与此同时,在戴镜元同志的家乡永定县岐岭乡竹联村,也将举行吊唁仪式。

戴镜元是福建省永定县人,1928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共党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历任共青团福建省永定、龙岩、连城县委书记,中革军委二局党支部书记、研究员、参谋、股长,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军委二局副科长、科长、处长、系主任、副局长等职,参加了平型关等战役战斗的情报保障任务。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军委二局代局长、局长兼政治委员,中央后委委员、军委总情报部副部长、军委技术部部长、中央机要局副局长,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书记处书记、区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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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

新华网北京8月5日电(记者黎云)90岁的老红军戴镜元一生传奇:毛泽东主席曾为他题词:“步步前进,就是步步胜利!”中央军委将缴获的阿部规秀的大衣奖励给他……

在侦听战线战斗了一生的戴镜元,从红军时期就一直在中央领导身边工作。

“我们是带着坛坛罐罐仓促出来的,一路上抬着笨重的充电机。”1934年10月,在中央军委电台做译电员的戴镜元泪别中央苏区。

当时中央军委代号“红星纵队”,电台代号“第四分队”,戴镜元是支部书记。

长征中,电台承担着通信联络和侦听敌军情报任务的重要作用,关系到红军的生死存亡,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特别关爱。

湘江之战,部队损失惨重。“红星纵队”急行军5昼夜,仍然没有摆脱追兵。下午2时多,电台分队到了一个只有四五户人家的村子,戴镜元和战友们利用休息时间架起天线侦听敌情。炊事员却在一边为做饭掉眼泪——部队急行军没有补给,早就断粮了。

谁也没想到,毛主席的管理员提着三只肥大的母鸡,满头大汗地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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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立战功

1935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苟坝召开攻打鼓新场的作战会议,并扩大了几个军团长参加讨论。

作战计划得到了许多人的积极响应。鼓新场虽是黔北重镇,但先前的情报显示,驻守鼓新场的是黔军的“双枪兵”,远不是红军的对手。

然而毛泽东坚决不同意。通过分析电台破译的敌军情报,毛泽东已经敏锐地感到蒋介石正在暗中向鼓新场一带调兵遣将。

当日23时,会议还在进行,突然传来敌军联络的信号,正在值班的戴镜元一下兴奋了起来——敌人果然掌握了红军的动向,在打鼓新场布下了口袋。

戴镜元拿着情报就往毛泽东的住处跑。凌晨2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紧急会议,放弃进攻计划。周恩来感慨地说:“如果我们贸然打鼓新场战役,必然造成红军重大损失,后果不堪设想啊!”

“红星纵队”渡过金沙江后,在江畔的几个石洞里设立了渡江指挥部。前有大江挡道,后有追兵,唯一的渡江工具是6条勉强可用的木船,正确的情报将决定红军的生死存亡。

“我们与‘瞌睡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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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度晚年

跟电波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戴镜元上世纪80年代从总参某部部长的岗位离休,在香山的寓所里安度晚年。他家客厅的桌子上,摆着总参某部送他的离休礼物——一个工艺盘子,上面刻着16个字:“无形战线、无名英雄、无私奉献、无上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