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故事500字左右钱学森(爱国故事300字左右钱学森)

钱学森的故事

今中外,有很多著名的人,我们不仅要看到他们光鲜亮丽的一面,更要看到他们背后的故事。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关于钱学森的故事500字，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钱学森的故事 篇1

刚学了一篇课文，叫《钱学森》。看完后，我对钱学森肃然起敬。

钱学森在美国时，是美国空气动力学冯·卡门最得意的学生。当时他在美国享有优厚的待遇，有富裕的生活和优越的'工作条件。可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他想早日回到自己的祖国。1955年10月钱学森回国后，为我们运载火箭、导弹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

当时的中国是个贫穷的国家，要钱没钱，要设备没设备，搞科学研究实在是困难。然而，钱学森为了使祖国能过从黑暗中走向光明，凭借自己的努力，终于为祖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所以他不仅是一位“中国导弹之父”，也是一位爱国赤子。

最令我难忘的是钱学森在美国说的那句话：“我是中国人。我现在做的一切，都是在做准备，为的是回到祖国后能为祖国能为人民多做点事。”钱学森在美国努力完成学业，为的只是在回国后能多为祖国，为人民服务。这句话充分体现出钱学森无私奉献的爱国情操。

钱学森的故事 篇2

钱学森可以为祖国献出一切，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尽自己所能，为祖国做一点贡献呢?所以，我们要抱着让祖国日益强大的心情，好好学习，让祖国更加壮大，更加昌盛!在钱学森3岁时，有非凡的记忆力，此时已能背诵上百首唐诗、宋词、还能用心算加减乘除。邻居相传钱家生了个“神童”。

5岁时，他已可读懂《水浒》了。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都是他心目中的英雄。有一天他对父亲说：“英雄如果不是天上的星星变的，那我也可以做英雄了。”父亲高兴地说：“你也可以做英雄。但是，必须好好读书，努力学习知识，贡献社会”。钱均夫经常给儿子讲“学习知识，贡献社会”的道理。这八个字完成了钱均夫的家训，深深地印在了钱学森幼小的心灵里。

在小学低年级时期，男孩子最喜欢玩用废纸折的飞镖。每次比试，总是钱学森扔得最远，投得最准。同学们不服气，捡起他折的飞镖仔细研究，原来他折叠的飞镖有棱有角，特别规正，所以投起来空气阻力很小；投扔时又会利用风向风力，难怪每回都数他投得最远最准呢！小小年纪的钱学森居然颖悟了某些空气动力学的常识，这不仅使同学们，而且使老师也惊叹不已。20多年后，钱学森果然成了国际知名的力学和空气动力学家，这是不是可以从他童年时代玩飞镖的悟性上看出点端倪呢？从这个意义上说，钱学森从小便显露出了良好的禀赋与非凡的天资

1923年7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为北京师范大学。钱学森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毕业。9月他升入北京师范附属中学，20年代的北师大附中学习环境特别好，真是一块得天独厚的“培养天才的泥土”。这里有很好的校风，很好的学风；有一种民主的、开拓的、自学的、创造的空气；有一支水平非凡的师资队伍。教师，特别是高中教师很多都是师大的教授。

钱学森爱国小故事

不久，美国在朝鲜发动战争，在国内也利用反动的麦卡锡法，掀起一股驱使雇员效忠美国政府的反共逆流，这股逆流也波及到了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由于学院马列主义小组书记威因鲍姆被捕，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怀疑落到钱学森的身上。1950年7月，美国政府决定取消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理由是他与威因鲍姆有朋友关系，并指控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党员，非法入境。这些无端的指控均被钱学森一一驳回。但是，钱学森无法忍受这一切，决定以探亲为理由立即返回自己的祖国。他会见主管他研究工作的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时，向金布尔严正声明他要立即动身回国。他说:“我宁愿回中国老家去，也不愿在受人怀疑的情况下继续留居美国！”金布尔听后大为震惊，他认为钱学森无论放在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还说：“我宁可把他枪毙了，也不让这个家伙离开美国!”所以当钱学森一走出他的办公室，金布尔马上通知了移民局。

毫不知情的钱学森做好了回国的一切准备，办理好回国手续，买好从加拿大飞往香港的飞机票，把行李也交给搬运公司装运。然而，就在他们举家打算离开洛杉矶的前两天，也就是 1950年8月23日午夜 ，他突然收到移民局的通知――不准全家离开美国。与此同时，美国海关扣留了钱学森的全部行李。这样，钱学森被迫回到了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此后，联邦调查局派人监视他的全家和他的所有行动。

1950年9月6日 ，钱学森突然遭到联邦调查局的非法拘留，他被送到移民局看守所关押起来。在看守所，钱学森像罪犯似的受到种种折磨。钱学森曾回忆说：“在被拘禁的15天内，体重就减轻 30磅 。晚上特务每隔1小时就来喊醒我一次，完全得不到休息，精神上陷入极度紧张的状态。”。钱学森无端被拘留后，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师生和钱学森的老师冯·卡门以及一些美国友好人士，向移民局提出强烈抗议，为他找辩护律师，还募集1.5万美元保释金把钱学森保释了出来。此后，钱学森继续受到移民局的迫害，行动处处受到移民局的限制和联邦调查局特务的监视，不许他离开他所居住的洛杉矶，还定期查问他。钱学森就这样失去了5年的自由。

此时，有国不能归的钱学森，在这5年间并没有停止他献身的科学事业。由于美国政府阻止他离开美国的理由之一，是因为他研究的火箭技术与国防有关。当钱学森知道这一点后，就另行选择“工程控制论”作为研究方向，以利于消除回国的障碍。实际上，工程控制论与生产自动化、电子计算机的研制和运用等国防建设课题都密切相关，只不过当时美国当局没有认识到这点罢了。

　正当钱学森要求回国的意愿遭到美国的无理阻拦时，中国也扣留着一批美国人。其中有违反中国法律而被中国政府拘禁的美国侨民，也有侵犯中国领空而被中国政府拘禁的美国军事人员。 1954年4月26日 印度支那国际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与美国代表团负责人亚·约翰逊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开始关于平民回国问题的接触。在接触中，王炳南特别指出，美国正在阻挠许多旅居美国的中国人返回中国，其中包括科学家钱学森。1954年4月，美、英、法、中、苏五国在日内瓦召开讨论和解决朝鲜问题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指示说，美国人既然请英国外交官与我们疏通关系，我们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开辟新的接触渠道。谈判中首先要联系中国留美科学家钱学森等被扣留的问题。为了掌握主动权，周恩来指示中国代表团发言人黄华发表谈话，要求美国政府归还扣留的中国侨民和留学生，并且暗示中国愿意就扣押美方人员问题与美国直接谈判。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只得同意与中国代表进行直接谈判。

经过周恩来的批准，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于 6月5日 开始与美国代表、副国务卿约翰逊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初步商谈。美方向中方提交了一份美国在华侨民和被中国拘禁的一些美国军事人员名单，要求中国给他们回国的机会。为了表示诚意，周恩来指示王炳南，在 6月15日 举行的中美第三次会谈中大度地作出让步，同时也要求美国停止扣留钱学森等中国留美人员。然而，中方的这一正当要求被美方无理拒绝。 7月21日 ，日内瓦会议闭幕，为了不使沟通渠道中断，周恩来指示王炳南与美方商定:自 7月22日起 ，在日内瓦进行领事级会谈。中国政府为进一步表达与美方会谈的诚意，决定先释放四名被扣押的美国飞行员。中国作出高姿态，最终是为了争取钱学森等留美科学家尽快回国。可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美国人却耍赖了。美国代表约翰逊以中国拿不出钱学森要求回国的真实理由为由，不肯答应释放钱学森回国。

正当周恩来总理为此焦急万分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叔通收到了一封从大洋彼岸辗转寄来的信，信中的署名就是“钱学森”。原来钱学森为了摆脱特务的监视，把信写在了一张小香烟纸上，夹在寄给比利时亲戚的家书中，后辗转带给了陈叔通。信中钱学森请求祖国帮助他回国。陈叔通将信亲手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阅后大喜:“这真是太好了，据此完全可以驳倒美国政府的谎言！”他当即做出周密部署，令外交部火速把信转交给正在日内瓦谈判的王炳南，并指示:“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归国。你要在谈判中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

王炳南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在 8月1日 中美大使级会谈一开始就率先发言。他对约翰逊说:“大使先生，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我奉命通知你下述消息:中国政府在 7月31日 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决定提前释放阿诺德等11名美国飞行员。他们已于 7月31日 离开北京，估计 8月4日 即可到达香港。我希望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这个措施能对我们的会谈起到积极的影响。”可约翰逊还是老调重弹——“没有证据表明钱学森要回国，美国政府不能强迫命令”。王炳南于是亮出了钱学森给陈叔通的信件，理直气壮地给约翰逊正面驳斥:“既然美国政府早在1955年4月间就公开发表公告，允许留美学者来去自由，为什么中国科学 家钱学森 博士在6月间写信给中国政府请求帮助呢？显然，中国学者要求回国依然受到阻挠。”在事实面前，约翰逊哑口无言。美国政府不得不批准钱学森回国的要求。 1955年8月4日 ，钱学森接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

1955年9月17日 ，钱学森携妻子蒋英和一双幼小的儿女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旅途。 1995年10月8日 从美国回到广州时，钱学森对接待他的中国旅行社同志所说的一句万分感慨的话：“我一直相信：我一定能够回到祖国的，今天，我终于回来了!”

钱学森的故事（500字左右）

“人民中国才是我永远的家”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使客居美国的钱学森心潮澎湃，10多年的辛勤准备，终于到了报效祖国的时候。他向夫人蒋英说：“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回去了。”

那时，钱学森已是世界著名科学家，夫人蒋英也在音乐界享有声誉。但祖国的召唤，使他们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优越的一切。

1950年8月，钱学森一家人准备乘坐加拿大班机离开美国。但是，美国国防部以莫须有的罪名通过海关扣留了他。之后，美国司法部签署了逮捕令，钱学森失去了自由。

在美国工作的10多年间，钱学森为美国航空和火箭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曾写道：“钱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一颗明亮的星。”因此，当得知钱学森要回国时，美海军部副部长立即给司法部打电话：“无论如何都不要让钱学森回国，他太有价值了！”“宁可毙了他，也不要放他回国。”

钱学森没有屈服。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他一方面继续着自己的科学研究，一方面坚持斗争，寻找回国的时机。1955年5月，他从海外华人报纸上看到一则关于中国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报道，其中有他家熟悉的世交陈叔通和毛主席一起在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的消息。

钱学森立即给陈叔通写了一封请求祖国帮助他回国的信，夹在蒋英写给她在比利时的妹妹的信里，悄悄地寄了出去。陈叔通接到信的当天，就把信送交给周恩来总理。当时，中美正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王炳南大使根据总理的指示与美方交涉。开始，美方不承认扣留了任何中国公民，但当王大使拿出钱学森的信时，美方才哑口无言。最后，美国政府只得无奈地允许钱学森回国。

在美国的20年里，钱学森一直保留着中国国籍。他回忆说：“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呆下去。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美国，一个人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之后用。我一块美元也不存，许多人感到奇怪。其实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1955年9月，钱学森全家登上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回国。行前，他去向他的老师、世界力学大师、美国超音速之父冯·卡门告别，并把自己的新著《工程控制论》送给了老师。冯·卡门翻看了书后对钱学森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我了！”

“外国人能造，中国同样能造”

历经磨难，钱学森回到了祖国。

到达北京后的第二天清晨，他就带领全家来到天安门广场。仰望着雄伟的天安门和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他无比激动。

1947年，钱学森曾回国省亲，在当时的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作了工程和工程科学的演讲，引起轰动。国民党政府一再挽留他，但看到当时时局混乱，他毅然谢绝，又回到美国。现在，新中国诞生了，他的强国理想终于可以实现了。

回国后不久，组织上安排钱学森去东北参观。一路上，他参观了新建的工厂、水电站、大学、研究所。从新中国成立6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中，钱学森亲身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力量，进一步增强了报国的信念。

参观期间，钱学森访问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陈赓大将特意从北京赶到学院接待他。陈赓热情地对钱学森说：“哈军工打开大门欢迎钱学森先生”。在参观到一个小火箭试验台前时，陈赓问他：“我们能不能造出火箭、导弹来？”钱学森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中国同样能造！”

陈赓听后哈哈大笑，激动地握着钱学森的手说：“要的就是您这句话！”事后，钱学森才知道，陈赓是带着国防部长彭德怀的指示，专程就此来请教他的。

回到北京后，钱学森经过深思熟虑，向中国科学院提出了组建力学研究所的建议。1个月后，力学研究所即宣告成立，钱学森任所长。在周恩来总理的鼓励下，他起草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提出了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和具体措施。钱学森的意见书受到党中央高度重视。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中央军委会议，研究决定成立国家航空工业委员会，同时授命钱学森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1956年10月8日，在钱学森归国一周年时，国防部五院宣布成立。钱学森给刚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讲授“导弹概论”，开始培养新中国第一批火箭、导弹技术人才。1957年2月，周总理签署国务院命令，正式任命钱学森为国防部五院第一任院长。

期间，钱学森还参加了《1956年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的制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远大规划。钱学森担任了由12名科学家组成的综合组组长。规划制定了57项重大研究任务，其中，特别把发展原子能、导弹、电子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电子学和自动化技术，作为重中之重的最急需项目。这为新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

作为新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钱学森呕心沥血，做出了历史性贡献。1960年，在他具体领导下，我国研制成功了第一枚导弹。之后，他又亲自主持我国“两弹结合”的技术攻关和试验工作，于1966年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1965年，他向中央提出研制发射人造卫星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于1968年兼任空间技术研究院首任院长。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新中国终于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

“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当年，美国司法部逮捕钱学森，说他是共产党员。美国《纽约时报》后来曾报道说：“在1950年—1955年的5年中，美国政府成为这位科学家的迫害者，将他视为异己的共产党分子予以逮捕，并试图改变他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滞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国。”

1955年9月，在钱学森回国途中，停*菲律宾马尼拉港口时，有位记者还问他：“你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员？”钱学森答：“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我还没有资格当一名共产党员呢！”

钱学森是位爱国的科学家，为了回到祖国而抗争；钱学森不是共产党员，却因为爱国背上了“共产党”的罪名。但回国后的亲身经历，使他产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愿望。

1958年初的一个晚上，钱学森来到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家，郑重提出了入党要求。1958年10月，在钱学森回国的第3年，力学所党支部通过了他的入党要求。1959年1月，经中国科学院党委批准，钱学森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同年11月12日转正。这一天，钱学森激动得彻夜难眠。30年后，他还回忆到：“在建国10周年的时候，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这个时候我心情非常激动，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了！我简直激动得睡不着觉。”

从此，钱学森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他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说：“我在美国是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的，一心想用自己学到的科学技术救国，不懂得政治。”“回到祖国以后，我通过学习才慢慢懂得马克思主义，懂得点政治，感到科学与政治一定要结合。”

“即便是纯技术工作，那也是有明确政治方向的。不然，技术工作就会迷失方向，失去动力。”他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写道：“我近30年来，一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总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智慧的源泉！”

钱学森十分重视自己的思想建设。他是位大科学家，一生著作等身。在他的书房里，不仅摆满了各种现代科学技术书籍，还有许多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文艺理论著作。让人尊敬的是，书房里还有他认真阅读过的《像雷锋那样做人》和《雷锋辞典》等书籍，他把雷锋的思想和行为从行为科学的高度，进行认真的概括和总结，力图提炼出带有规律性的一般原则。

钱学森一生获得无数荣誉，但他最看重的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1991年10月1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杨尚昆亲自为他颁奖。但钱学森在讲话中却说：“今天我不是很激动，”他说，“就在今年，我看了王任重同志写的《史来贺传》的序。在这个序里他说中央组织部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个人作为解放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我心情激动极了，我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了，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一起了。”

“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

钱学森说：“我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工作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奖赏。”

在创建力学所期间，他按照技术科学的思想，主持建立了各个专业学科组，并积极倡导学术民主，在科学研究面前不论资历深浅，彼此平等。他在中国科技大学创办了近代力学系，并兼任系主任。在给学生讲课时，他发现许多工农子弟因为经济困难，买不起计算尺等学习用具，就把自己刚出版的中文版《工程控制论》一书的稿酬，毫不迟疑地捐给系里，资助贫困学生购买学习用具。

作为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主要技术领导者，他不仅担负着技术抓总的重任，而且经常身临一线进行具体指导。在进行“两弹结合”的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期间，为了确保人民的安全万无一失，他竭尽心力。导弹上的元器件成千上万，任何一个零件出现故障，都可能影响导弹的安全和可*。他就以表格的方式，把各种可能存在的问题一一列出来，详细到晶体管、电位器、电容器、开关插座、螺钉螺帽等。这对需要思考诸多大事的技术统帅来说，是何其可贵。

许多了解钱学森的人都说，他是大科学家，但心里始终装着人民。20世纪60年代，是我国国防科技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而这时也是我国遭受三年自然灾害，全国人民生活十分困难的时期。为了保证科技专家的正常工作，党和国家想尽办法给以照顾。聂荣臻元帅特意送去一些猪肉，交待给钱学森补充营养。有一天，炊事员看见钱学森太劳累，就为他做了一碗红烧肉。平时和颜悦色的钱学森，一下子把脸沉了下来，批评工作人员道：“你们知道不知道，现在全国人民都生活困难，连毛主席、周总理都不吃肉了，你们居然给我做红烧肉，党性到哪里去了！”不仅如此，钱学森又把自己刚出版的两部科学巨著的稿费作为党费上交。他说，我要和全国人民共渡难关。

在领导国防科技工作期间，钱学森经常深入地处沙漠戈壁的试验基地。那里自然条件的恶劣，人民生活的艰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退出领导岗位后，他还牵挂着生活在那块土地上的人们，思索着如何用科学改变那里的环境。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提出了发展沙产业的思想。他说：“我国沙漠和戈壁大约16亿亩，和农田面积一样大。沙漠戈壁并不是什么也不长。”“沙漠和戈壁的潜力远远没有发挥出来。”“沙产业就是在‘不毛之地’搞农业生产，而且是大农业生产。这可以说是又一项‘尖端技术’！”他还把自己获得的何梁何利基金奖100万港元，捐给了促进沙产业发展基金会。

钱学森现已94岁高龄，依然关心着国家的长远发展，思考着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今年3月29日，他在解放军总医院的病房里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作了一次长谈。他说：“今天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说说我近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人才培养问题。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他从美国的大学教育谈到他的老师冯·卡门的教育方法，从自己从事科学研究的体会谈到中国许多著名科学家的成长经历，从“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谈到我国今后的长远发展。他寓意深长地说：我们一定要“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回国以后，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发展。”“我今年已90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这就是钱学森——一位人民科学家的忠诚。

钱学森爱国的主要事迹

“我一直相信，我一定能够回到祖国的，今天，我终于回来了!”这是一位中国科学家，在1955年10月8日从美国回到广州时，对接待他的中国旅行社的同志所说的第一句万分感慨的话。

他就是我国著名力学家、核物理学家和火箭专家钱学森。在他的生命中，有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1934年，钱学森考取了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到美国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后来，他与久负盛名的空气动力学教授卡门合作，共同创立了著名的“卡门—钱学森公式”。

1945年，钱学森作为美国赴德国考察科学的顾问团成员，被美国军方授予上校军街。钱学森详细考察了德国的航天技术，回来后做了十分精彩的报告，得到了美国空军司令的通令嘉奖。

两年后，经卡门教授推荐，三十六岁的钱学森成了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

虽然身居海外，但钱学森的心却一直向着祖国。当1949年10月1日第一面五星红旗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空时，钱学森激动不已，恨不得插翅飞回祖国，去参加建设新中国的战斗。

建国后的第五天就是我国民族的传统节日—中秋节。在这天晚上，钱学森邀请了十几名中国留学生，欢聚在加州的一个街心公园里。

“每逢佳节倍思亲”、仰望皎洁的圆月，离乡的游子们倾诉着思乡的情怀，深为祖国获得新生而欢欣，时祖国的前景充满着幢憬。

钱学森对大家说:“我们都要争取尽快回国，人民的新中国非常需要我们，需要我们用自己的专长为国家建设服务。”

钱学森的爱国之情感染了在场的留学生，他们之中有的人本想长期留在美国，但在钱学森的影响下，也毅然改变了主张，决心回到祖国去。

正当此时，朝鲜半岛燃起了战争的烽火:挑起这场战争的美帝国主义，在它的国内，也掀起了疯狂反对共产主义的恶浪:由于钱学森所在学院的马列主义小组书己威因鲍姆被捕，美国联邦调查局也怀疑到了钱学森身上。

1950年7月，美国军方没收了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证书，剥夺了他研制火箭的工作权利。

钱学森受到了不断的追查和盘问。他无法忍受这一切，决定以探亲为由立即返回自己的祖国，而且准备就此一去不返。钱学森在五角大楼向主管研究工作的海军次长金布尔严正声明自己要立即回国。

金布尔听后，大吃一惊，他对手下人说“钱学森无论放到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他害怕钱学森回到中国后，会促使中国的航天事业赶超美国。

钱学森刚离开，金布尔就急忙抓起电话，将这一情况通知移民局，并咬牙切齿地嚷道:“我宁可把他枪毙了，也不让这个家伙离开美国!”

这年8月23日深夜，钱学森一家从华盛顿飞到洛衫矶，准备从那里飞离美国。不料刚下飞机，就被移民局的一位官员模样的人拦住了。

那个人从皮包里拘出一份“文件”，只见上面写着:根据法律，钱学森不能离开美国。接着，美国海关非法扣留了钱学森的全部行李，并造谣说:“在钱学森的笔记本里，藏有重要机密。”

钱学森被迫回到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他和全家的活动都处在严密的监视中。几天后，钱学森被联邦调查局逮捕，押送到移民局的拘留所中，罪名是“企图运送机密文件回国”。

在拘留所里，钱学森被当作囚犯，遭到百般折磨。每天夜里，特务每隔一小时把他叫醒一次。吃不好，睡不宁，钱学森在十五天里体重减轻了三十磅。

美国当局时钱学森的迫害，引起美国科学界的公愤。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师生和钱学森的老师冯·卡门以及一些美国友好人士，向移民局提出强烈抗议。

他们一齐出面营救钱学森，为他找辫护律师，并募集了一万五千美元保释金。在强大的典论压力下，钱学森才被保释出来。

但是，钱学森的行动仍旧受到特务监视，他不能离开他所居住的洛杉矶，还定期受到查问。为了减少麻烦，钱学森停止一切交往，闭门不出。

钱学森就这样度过了五年失去自由的生活。然而，他挚爱祖国的赤子之心更加炽热，他日夜思念自己的祖国，坚持斗争，不断向移民局提出离开美国的要求。

钱学森要求返回祖国的斗争，也得到了祖国的关怀和支持。1955年8月，中美两国开始大使级会谈。王炳南大使按照周总理的授意，以钱学森秘密寄回祖国要求回国的信为依据，与美国交涉，迫使美国政府允许钱学森离开美国。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和夫人及两个幼子乘美国“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从洛衫矶启程回国。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钱学森心潮澎湃:

“啊，大海!大海那边是故乡……”

经过二十多天的海上航行，邮轮到达广州。钱学森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脸上绽放着幸福的笑容。从此，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祖国的科研工作中去。他为我国的科学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1970年，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80年5月，我国又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了第一枚运载火箭。这些振奋人心的消息传遍了五洲四海，美国电台称钱学森为中国的导弹之父。

1991年，钱学森又荣获“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的荣誉称号。

扩展资料：

钱学森（1911.12.11－2009.10.31），汉族，吴越王钱镠第33世孙，生于上海，祖籍浙江省杭州市临安。

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和“火箭之王”，由于钱学森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向前推进了至少20年。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钱学森

关于名人爱国故事500字

1、 钱学森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当时任加利福尼亚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负责人的钱学森深为祖国的新生而高兴。他打算回国，用自己的专长为新中国服务。但那时候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归国不易，而钱学森的专长又直接与国防有关，美国千方百计要将他留下不让他回国，他历尽艰辛才终于回到祖国怀抱。

2、吉鸿昌

1931年9月21日，矢志抗日的吉鸿昌将军被蒋介石逼迫下野，到国外“考察实业”。船到美国，吉鸿昌就接二连三地遭到意想不到的刺激，如那里的头等旅馆不接待中国人，却对日本人却奉若神明。有一次，吉鸿昌要往国内邮寄衣物，邮局职员竟说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中国了，吉鸿昌异常愤怒，刚要发作，陪同的使馆参赞劝道：“你为什么不说自己是日本人呢?只要说自己是日本人就可受到礼遇。”吉鸿昌当即怒斥：“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吗，可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为抗议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歧视，维护民族尊严，他找来一块木牌，用英文仔细地在上面写上：“我是中国人!”

3、华罗庚

大数学家华罗庚，在“七•七”事变后，从生活待遇优厚的英国回到抗日烽火到处燃烧的祖国，不为金钱和学位，回国后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1950年，他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第一流数学家，并被美国伊里诺大学聘为终身教授，但他毅然带领全家回到刚解放的祖国。

4、茅以升

在我国老一辈科学家中，有许多人都是留学国外又回国服务的。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在1916年20岁时，到美国留学，成为康奈尔大学桥梁专业的研究生，很快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硕士学位。为了获得实践的机会，他晚上上课，攻读博士学位，白天到一家桥梁公司实习，亲手绘图、切削钢件、打铆钉、油漆，终于成了一个既懂理论又有技术的人才。美国人很佩服他，一份份聘书从各地寄来，请他担任工程师。

但是，茅以升没有接受聘请，而是决定回国了。美国有些人劝他：“科学是没有祖国的，是超越国界的。科学家的贡献是属于全人类的。中国条件差，你留在美国贡献会更大。”茅以升回答：“科学虽然没有祖国，但是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的祖国更需要我。我要回去为祖国服务!”

1919年，茅以升带着一身本领回到国内，开始了为国造桥的事业。现在浙江省钱塘江上那座雄伟壮观的大桥，就是茅以升设计并主持建造的。

5、董存瑞

1948年5月25日，我军攻打隆化城的战斗打响。董存瑞所在连队担负攻击国民党守军防御重点隆化中学的任务。他任爆破组组长，带领战友接连炸毁4座炮楼、5座碉堡，胜利完成了规定的任务。连队随即发起冲锋，突然遭敌一隐蔽的桥型暗堡猛烈火力的封锁。部队受阻于开阔地带，二班、四班接连两次对暗堡爆破均未成功。董存瑞挺身而出，向连长请战：“我是共产党员，请准许我去!”毅然抱起炸药包，冲向暗堡，前进中左腿负伤，顽强坚持冲至桥下。由于桥型暗堡距地面超过身高，两头桥台又无法放置炸药包。危急关头，他毫不犹豫地用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拉燃导火索，高喊：“为了新中国，冲啊!”碉堡被炸毁，董存瑞以自己的生命为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年仅19岁。

6、肖邦

肖邦一生不离钢琴，所有创作几乎都是钢琴曲，被称为“浪漫主义的钢琴诗人”。他在国外经常为同胞募捐演出，为贵族演出。1837年严辞拒绝沙俄授予他的“俄国皇帝陛下首席钢琴家”的职位。舒曼称他的音乐像“藏在花丛中的一尊大炮”，向全世界宣告：“波兰不会亡”。肖邦晚年生活非常孤寂，痛苦地自称是“远离母亲的波兰孤儿”。他临终嘱附姐姐路德维卡把自己的心脏运回祖国。

7、文天祥

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兵败被俘，坐了三年土牢，多次严辞拒绝了敌人的劝降。一天，元世祖忽必烈亲自来到土牢里劝降，许以丞相之职，他毫不动摇，反而斩钉截铁地说：“唯有以死报国，我一无所求!”

临刑前，监斩官凑近说：“文将军，你现在改变主意，不但可免一死，还依然可当丞相。”文天祥怒喝道：“死就死，还说什么鬼话!”于是，文天祥面向南方，慷慨就义了。文天祥生前，留下一首撼人心弦的《正气歌》。

8、詹天佑

清朝末年，我国派出了第一批出国留学生。他们都是些少年。有个才12岁的少年叫詹天佑，十分聪明好学，又立志为国效力。后来他学习工程技术毕业，回到了国内。可清朝政府对本国人才不信任，像修铁路，就都让外国人主持。詹天佑尽管有才干，也只能当助手。

1905年，修建北京到张家口铁路的消息传开了。英国和俄国都争着要修，因为他们知道这条铁路在中国的战略要地，掌握了它就能控制中国，双方争执不下，最后达成“协议”，说中国如果不让他们修，他们就什么也不提供。他们以为中国人离开他们肯定修不成这条铁路。

清朝政府这才让詹天佑担任总工程师。有人对他不放心，说他自不量力，说他胆大包天，劝他不要承担这项难度非常大的工程。詹天佑说：“京张铁路如果失败，不但是我的不幸，也会给中国带来很大损失。外国人说中国工程

谁知到钱学森的爱国故事

1955年初冬，刚刚冲破美国当局阻挠回到祖国的钱学森，来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观。院长陈赓大将问他：“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钱学森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

就这一句话，决定了钱学森从事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生涯。40多年过去了，如今钱学森已90高龄。他以其对中国火箭导弹技术、航天技术乃至整个国防高科技事业的奠基性贡献，为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写下了精彩绚丽的篇章。

(一)

1956年2月17日，钱学森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就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和具体措施发表了精辟的见解。《意见书》受到党中央高度重视。不久，钱学森受命负责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10月8日———这正是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国防部五院宣布成立，钱学森被任命为院长。新中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由此开始了艰难的征程。新事业起步，千头万绪。钱学森首先给刚刚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讲授《导弹概论》，让这些从未见过导弹的技术人员了解最基本的专业知识。他拟定了空气动力学、发动机等有关专业的学习计划，并指导建立了导弹总体、空气动力学、发动机、弹体结构等研究室。

酒泉发射场。钱学森和普通科技人员一样，睡帐篷、吃粗粮，组织导弹试验的测试、计算、分析、研究。在前苏联突然撤走全部专家的困难条件下，他带领着中国科学家们攻克了一道道难关，于1960年11月5日，成功进行了我国第一枚导弹飞行试验。在现场的聂荣臻高兴地说：“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966年10月27日，钱学森又参与组织了我国第一枚装有核弹头的中近程地地导弹飞行爆炸试验，即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试验。核弹头在预定地点上空成功实现了核爆炸，此举震惊了世界。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又一次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作为一代伟大的科学家，钱学森的目光总是具有前瞻性。第一枚导弹发射成功后不久，钱学森就组织有关专家就我国地地导弹的发展道路展开讨论，形成《我国地地导弹发展途径的意见》，提出了我国中近程、中程、中远程和洲际导弹的长远发展规划。随后，地空导弹、海防导弹，以及固体发动机、固体导弹、反导系统和运载火箭等项目，也在他组织和协调下陆续上马。1965年1月，他又向中央提出报告，建议早日制订我国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并列入国家任务。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工程代号由此被定为“651工程”，钱学森担负“星———箭———地面系统”总的技术协调和组织实施工作。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遨游太空，向世界宣告新中国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

(二)

钱学森是中国军事高科技的奠基人之一。他不仅为“两弹一星”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也对我国军事科学研究提出了高层次的重要思想和观点，并直接倡导了军事系统工程和军事运筹学学科的建立与发展。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钱学森就深刻地阐述了“战争是一门科学”的思想。他指出：“我们要用现代科学技术来研究战争的规律，研究战争这一门科学，这就形成了现代军事科学。”

经过潜心研究，钱学森在1998年的一次书面发言中，对军事科学体系作了完整的论述。他指出：“在军事科学，基础理论层次是军事学，技术理论层次是军事运筹学，应用技术层次是军事系统工程。”他将军事系统工程的作用和功能定位为“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更好地去解决贯彻执行军事路线、军事战略中的实际问题”，并将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归纳为：作战模拟；武器装备系统的设计方案论证、战术技术指标的确定与效能评估；后勤系统的组织管理；作战指挥体系的设计；战略问题的定量分析和战争模拟。

1978年5月，在钱学森等人的建议下，我军开始了军事运筹学和系统工程的研究试点工作，军事科学院成立了第一个军事运筹研究分析机构。如今，军事运筹学和军事系统工程已经在我军战略战术、部队编制体制和兵力结构研究等各个方面得到广泛运用，取得累累硕果。

关于我国的国防战略，钱学森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全局性、前瞻性和可行性的重要建议。他在20世纪80年代就指出，局部地区的“小仗”可能是我们到21世纪初主要的战争样式，要搞一些平时必须保留的、精锐的、可以马上打仗的部队，应认真从军队编制、装备上解决这一问题。这些建议受到军队领率机关高度重视，如今已在实践中得到体现。对我国国防战略和军事工业改革发展，他也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议。他还提出军工企业要实行“军民结合”，而民用企业要实行“民军结合”的观点，以及用“柔性自动化生产系统”改革军工企业的观点，为我国军工企业的改革和民用企业的战时动员准备提供了重要思路。

钱学森在晚年还特别强调了军事科学要开展跨学科研究的问题。1999年，他对前去看望他的总装和军事科学院领导同志指出，科学的发展离不开各学科相互交叉、相互作用、相互借鉴。国防建设是个大系统，在实践中遇到的都是大问题，而专家们往往从自己的专业出发看问题，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应提倡各学科间的互相交流和讨论。

(三)

谋求中国军事高科技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长远发展，是钱学森毕生的夙愿。因此，他以科学家的超前目光，对国防和军队科技人才培养提出了高屋建瓴的见解。自1985年以来，钱学森曾多次谈起关于“科技帅才”的话题。钱学森说：“现在要求培养一批科技帅才，即是一批工程师加科学家加思想家的人才”；“当帅才的，在领导实现一个明确的目标时，应该从基础应用到工程实践，都能够考虑到”。钱学森支持新学科，扶植边缘学科，每一种创新的观点和设想都能得到鼓励。他说：“要提倡创新思维，正确与否交给实践去检验。”

早在1986年，钱学森就认为，高技术革命必将带来军事技术的迅速发展，军队将成为知识密集的部门。未来战争将广泛使用各种先进武器系统，战场情况错综复杂，从而对指挥人员的科技文化和军事素养提出更高要求。他在分析外军与我军军官的文化水平后敏锐地指出，为应付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军队干部应逐步达到大学以上文化水平，师职干部应是硕士，军职干部应是博士，战士的文化水平也要相应提高。他的远见卓识受到中央军委、总部的高度重视。

今年已90高龄的钱学森，仍时刻关心着国防高科技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进展，他对前来看望他的军委领导同志说，要抓紧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记者在钱老家中看到，在他卧榻正对面书架上最显眼的地方，摆放着一尊“神舟号”航天飞船的模型。透过飞天的神舟，他那智慧的目光将永远注视着祖国腾飞的未来。